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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老三死了。
因为被田主退佃，走投无路，跳了临海江，送掉了一条性命，也惹来了一场风波。
佃户落魄自杀的事情，在江南本算不得大事。佃户本就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，大部分人劳苦一生，最后也是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，只得裹上一张草席，埋到无主的山林里去，往往还有留下永远都还不完的高利贷给子孙后代。如果，他们曾经娶妻生子，又把孩子拉扯长大的话。
因而，忍受不了漫长而没有希望的苦难煎熬，选择一死了之的佃户贫户，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少的。
但是死个把佃户，在以往大宋朝还在的时候，却很少会闹出乱子来。别说是佃户想不开自杀，就是真的让世家大户的族丁打杀了，多半也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当时的农村真是被如义门方、义门杜这样的世家大族牢牢把持着。这些大族对付不了蒙古人，但是维持地方，控制底层贫户还是很有力的。
另外，这种控制之所以非常有效，也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对手。南宋的世家大族多以“义门”的模式存在，由于“不分家”和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两个因素的存在，义门的凝聚力非常强大。而被他们控制的佃户或是乡村的少数寒门地主，又都是一盘散沙，根本无法与之对抗。
如果陈德兴能够承认义门的特权，维护科举制度，继续让他们把持江南的人口土地，江南地方也就能太平无事下去。可是陈德兴却偏偏废除了科举。又利用战争最大限度剥夺了江南义门手中的土地和佃户。可以说是触犯到了江南义门最核心的利益。而在将江南义门势力砸碎的同时，也破坏了大宋三百年来形成了农村统治秩序。
至于陈德兴一手扶植起来的士爵加军户的地方势力。至少在目前的江南还是非常脆弱的，他们毕竟才刚刚起来。根本不能和原先存在了几百年的义门大族相比。
好在世家大族在被陈德兴砸碎之后，也出现了分化。相当一部分人迎合了新的时代，或者成为福藩门客预备去印度当特级婆罗门；或者考取了天道书院读书；或是当个地方小吏混日子；或者被陈明的教育部门或天道教招募，现在正在接受训练，将来会成为教师或道人——出路其实还是蛮多的，至少不比原来三年五六百个进士的出路差。
但还是有一部分人，同台州临海县的方四秀才方克思一样，选择了对抗！而他们对抗的方式，当然是煽动民众了。
他们是秀才嘛。首先当然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。
……
台州临海县城，台州判官衙门的大门外，摆放着一具被江水泡得有些发白的尸体，就是刘老三的尸首。这具尸首周围，还黑压压跪着一群庄稼汉打扮的人物。最前排还有几个披麻戴孝之人，也都跪在地上。他们是刘老三的亲属，包括两个哥哥，两个儿子，三个侄子。还有刘老三的妻子，都跪在那里嚎啕大哭。
方四秀才也来了台州判官衙门，不过他并没有跪着，而是上前去敲响了一架摆在衙门口的皮鼓——这是给人鸣冤告状时候敲的。此处的这个判官衙门。实际上就是个法院。陈明的审判体系和行政体系已经实现了分离，审判裁决是个比较专业的工作，需要有进过专门训练。熟知大明律法的判官负责。
而在台州判官厅当判官的正是徐子元。他原本是陈德兴的秘书，大明的各项法律在制定过程中都要多次送达御前。让陈德兴过目。徐子元这个大秘自然要先细细看上几遍，找出重点和关键内容标注好了。再送去给陈德兴看。有时候下面送上来的法律条款是半文言半白话的，徐子元还要将它们改成全白话，注上标点符号，再送给陈德兴看。
倒不是陈德兴不懂文言文，而是陈德兴要求陈明所有的法律条款、文件、命令、通告，都必须是白话，而且不得有任何歧义。得让老百姓和没有什么文化的大头兵们一听就能明白，不要写得文采华丽意思糊涂，更不要引经据典好像考进士做文章一样。
由于这样的经历，所以徐子元对大明的各项法律、条例，包括《刑法》、《商法》、《民法》，和《审判条例》、《巡捕侦缉条例》等等都非常熟悉。
所以他在台州判官厅成立之后，就当上了主判官，主官台州一州的司法审判。
不过和后世法院的繁忙不同，徐子元主管道台州判官厅是个异常清闲的衙门，大部分时间一整天都不会有一件案子要审。因为老百姓还不习惯上衙门请官老爷做主，有什么纠纷情愿找那些隐居乡里的义门秀才做主说句公道话。而商业上的往来，又都靠信誉维持，奸商个个一诺千金，合同都不大签，更不会找官府裁决了。除非是有人命官司，否则判官厅门口的那面大鼓是不会被人敲响的。
……
“草民刘升状告临海县军户田主李三发为富不仁，逼死家父刘得财（刘老三），请青天大老爷替草民做主！”
判官厅衙门大开，正堂之内刘老三的尸体之侧跪着一大堆披麻戴孝的苦主，还站着一个穿着儒衫的方四秀才。他是来帮苦主刘家说话的——依据《审判条例》，被告原告都可以请讼师替自己说话，而且讼师眼下也不执牌的，就是说什么人都可以干。
一个判官厅的差官接过方四秀才写的状纸，双手递给了端坐在公案后面的徐子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