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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:从蛮夷到中国的心路历程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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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江上苇

六十年过去了,我们仍当对那段沉痛的往事加以深思。

数千万人的鲜血,一个时代的悲剧,不应仅仅只让我们牢记仇恨,更应该让我们增长智慧,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

从日本侵略者针对中国的暴行中,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莫名的仇恨和敌视,甚至还有蔑视。可另一方面,他们使用着大量的汉字,对中国文化顶礼膜拜,山本五十六甚至到处宣扬他“一生低首拜阳明”(这一点和蒋先生一摸一样)。

这难道不是矛盾?

这样的矛盾恐怕不能只用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之类的虚辞来解释。

日本,从邪马台国时代开始,一直到南宋灭亡,对中国始终是敬畏有加的,尤其是经历了与中国隋唐两代的亲密交流(当然也包括和盛唐在朝鲜的武术交流)后,更是彻头彻尾的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老师。

虽然遣唐使已成往事,但两宋和日本的交流还是密切而友好的,欧阳修就写过“日本刀歌”,曰:“昆吾道远不复通,世传切玉谁能穷。宝刀近出日本国,越贾得之沧海东。鱼皮装巾香木鞘,黄白间杂鍮与铜。百金传入好事手,佩服可以攘袄凶。传闻共国居大岛,土壤活饶风俗好。其先徐福诈秦民,采药淹留童卯老。百工五种与之俱,至今器用皆精巧。前朝贡献屡往来,士人往往工辞藻。徐福行时书未焚,逸书百篇今尚存。令严不许传中国,举世无人识古文。嗟予乘服欲往学,沧波浩荡无通津。令人感叹坐流涕,锈涩短刀何足云。”满篇都是两兄弟经年未见的感慨。

但是蒙古灭亡南宋之后,日本与中国的关系,立刻变成了仇敌。在此之前,日本一直把中国当成自己的老师,甚至可以说,日本人简直就把自己当成是中国人——只是没好意思说明白。唐朝的中国人也没把日本人当外人歧视,李白就常常和阿倍仲麻吕一块喝酒。

邪马台时代,日本人被中国人视为蛮夷,他们也承认自己是蛮夷,而到了南宋灭亡,中土文化遭到巨大摧残之后,日本人突然发现,放眼四海,只剩下自己是中土文化的继承人了(当时的高丽也在蒙古的控制之下)。此后的日本政府,不但拼命拉拢中土文化的代表人物去日本,也理所当然地把蒙古人治下的中国当作了“蛮夷”,对忽必烈的使者非常地不恭顺,直接导致了元朝征伐日本之役。

南宋灭亡以后,日本将中国称为“支那”,正如大家所知的那样,这是蔑称。

但在当时,日本所要表示的,却只是对异族打败自己老师的不满与愤恨。

当时的南宋遗民,不消说,是站在日本一边的,这一情结在日本与近代中国交恶之前,在自认是中土文化的传承者中广泛存在。

几百年后的清末民初,写《痛史》的吴研人,还把日本痛击元朝大军看成是天道好还,以小说家的笔触描写了郑虎臣的外交手段——郑虎臣这个名字虽是吴先生抄袭冯梦龙,但千千万万个有名无名的“郑虎臣”,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过,很努力地鼓动日本同占据中国大陆的蒙古人交恶。

在他们看来,他们是在效申包胥哭秦廷——后来的吴三桂也以申包胥自拟,不过他找的是满洲人。

导致日本与中国成为仇敌的两大事件,是中国历史上两次异族入侵导致的改朝换代。

元灭南宋和清灭南明,都导致大批不愿臣服于异族的中土士人流浪日本,最终成为“归化人”——数百年后,他们的子孙也有作为“侵略者”出现在故土上的,不知当年的爱国志士,泉下有知作何想?——他们不但带去了中原文化,也带去了根深蒂固的仇恨的种子。这种子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,但长出的果实却变了性。

朱舜水们宣扬的,是对当时统治中国的蛮夷政府的仇恨和不妥协,传下去却变成了在骨子里自命为“中国人”的日本人宣扬来中国帮助“尊王攘夷”!即便是今天,日本右派狡辩,说正是“大东亚圣战”,把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里解放出来——仍然是“尊王攘夷”思想的变迁。

当中土文化繁盛时,日本承认自己是学生,在老师面前诚惶诚恐,亦步亦趋。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,日本人乃至整个日本民族,是非常讲究“忠诚”的,正因为具有这种忠诚心,所以日本在其恩师罹难于蛮族的铁蹄之后,不屈不挠地继承了老师的衣钵,并且以自己正统文化传承者的身份蔑视大陆上的统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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